打破“左”、右两种极端倾向,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2016-05-29 09: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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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左”、右两种极端倾向,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我对当代政治的主要理论贡献

 

从2014年到2016年,我印刷了《揭开当代重大政治谜团》和《论我国当前的信仰危机》两本政治论著,鉴于当前出版界对政治敏感的极大忌讳,以及思想舆论界的迷茫和混乱状况,鉴于两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普通党员和公民,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澄清是非,促进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深化,有必要把这两本书的理论成果向社会做一个自我介绍,即说说我对当代政治的理论贡献。这非“老王卖瓜”,而绝对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

 

一、    两本书写作的政治背景

当代仍未离开列宁的判断,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不过发生了一个重大政治悲剧:苏联的亡党亡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中国的反右、大饥饿和文革浩劫。这个悲剧发生以后,中国以及世界就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社会向何处去?

撒切尔、里根之流的帝国主义分子,自然对这个悲剧幸灾乐祸,认为它意味着共产主义将从地球上消失,资本主义将是永恒的。但他们是革命对象,不能主宰世界的未来。真正主宰世界未来的还是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身。

而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对此又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思想主张:

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继续怀着个人崇拜思想,或者企图继续享受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特权既得利益的人们,自然主张还要肯定和坚持斯、毛式封建家长制的社会化主义体制,反对真正彻底的改革。

而感到斯、毛式社会主义体制难以维持,要寻找其他方式维护官僚特权既得利益,或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人们,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以及中国的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之流,则宣布“马克思主义是空想”,共产主义道路行不通,要走私有化、多党制、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实践已经证明:继续坚持斯、毛式封建家长制社会主义体制,“权力掌握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使官场腐败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使党和社会主义变质,走苏联亡党亡国的道路。而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改革”,则必然复辟资本主义。这都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背叛,对马克思主的背叛,对企图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命运的人民意志的背叛,是对人类历史的反动。它只符合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符合资产阶级的意志。

这告诉我们:保守斯、毛封建社会主义旧体制不行,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私有化、多党制的“改革”不行,那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是当前时代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提出的一个极其重大而严肃的政治问题。

 

二、我的主要理论贡献

这两本书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党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当代世界政治斗争,对苏、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对苏、东崩溃和中国大饥饿、文革的历史,摆脱一切思想禁忌,力求客观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探讨。我感到,自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上,打破了思想禁区,打破了来自各方面的迷惘、偏见、误解和诽谤,把马克思主义和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崭新的独特的观点,做出的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1)揭示出了当代一个重大政治谜团的谜底:苏联亡党亡国、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以及中国大饥饿、文革浩劫产生的最主要最根本原因,不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不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或者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篡改和背离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东方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十分强大,使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局面,不得不接受社会党和社民党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让步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良。帝国主义已经无力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能够摧毁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能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这个摧毁力量就是制度——是由于篡改和背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建成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

因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进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它只能在资本主义母胎上诞生。但是俄国、中国都是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国家,是封建专制制度有长期牢固传统的国家,缺乏这样一个完整的、成熟的资本主义母胎。而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母胎,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的积极成果”,弥补作为生产社会主义的母胎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但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人的认识常常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在成功地夺取政权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只注意了吸收资本主义的科技和生产成果,发展社会化生产力,从经济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满足了资本主义母胎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认识到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文明——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作为生产社会主义母胎的必要性,特别是忘掉了列宁关于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极其完全、极其彻底”化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论断,没有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继承、改造和发展这个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文明,而是全盘拒绝它,抛弃它,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上层建筑方面失去了资本主义母胎,而只能回到封建主义母胎。结果被“皇帝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专制传统观念占了上风,悍然抛弃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而人民当家作主的最主要标志是政权领导者由社会普选产生,并由选民可以随时和罢免的论断,以致建立社会主义不实行政权普选,而使党不经社会普选就成为权核心,就任命人大和政府的领导,就对人大和政府发号施令。结果,如邓小平所说,使“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这些人享受了掌握和传承国家权力的政治特权,并进一步把政治特权扩大到经济和文化领域——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政,形成了党(实际是少数人)“垄断一切权力、财富和真理”的局面,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出现,其中一些人凭权钱交易走向腐败变质;同时虚化了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沦为贫困无权的社会底层。这必然导致党和社会主义的变质。这个事实说明:

1、正是斯、毛建立的封建家长制的社会主义体制造成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从而造成了党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变质。无论是在《真理报》上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空想”的戈尔巴乔夫,还是宣布苏联共产党非法,并实行私有化、多党制的叶利钦——这些联手埋葬党和社会主义的人,都是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物。

2、外国资本主义确实对苏联实行了“和平演变政策”,但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关键,如果没有斯、毛式社会主义体制造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就不会有苏联的变质。

3、由于斯、毛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篡改背离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因此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以致党和社会主义的变质,不能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是斯、毛篡改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2)找到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揭示出了斯、毛式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弊病,指出了其封建社会主义的本质。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存在着一个极大的怪现象:搞了几十年,居然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赫鲁晓夫、邓小平、赵紫阳都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戈尔巴乔夫甚至说共产主义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要命在于,他们都不是普通党员,而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这两本书终于弄清了,这种极大的怪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不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把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讲清楚,马克思在文本上就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了。是由于斯、毛篡改和背离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科学社会主义搞成了封建社会主义,这样在几十年的错误实践中,由于个人崇拜、思想专制、焚书坑儒政策,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只能以斯、毛的是非为是非,把斯、毛式封建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一旦发现这种社会主义的种种黑幕,人们自然也就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了。我发现,其实深入学一学马克思的书,解放思想,找到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并不难;再加上联系几十年来苏、中、东欧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弄清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问题。对此,这两本书进行了充分论述,扼要说主要是: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执政的政权。即人民是社会主人,政权、政权的各级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而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执政的首要标志是政权的各级领导者由社会普选产生,并由选民可以随时撤换和罢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政权普选这一条原则,是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这不难理解:普选就是授权,只有人民授权的领导者,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如果不经人民授权就掌握大权,领导者就会高踞人民之上,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那样的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其首要弊病就是篡改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普选的原则,使党不经社会普选就成为政权核心,就实际任命人大和政府领导者,并对其发号施令。再加上党内的不民主,这就使党内的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了国家各级权力。与此相对应的,就虚化了人民当家作主,甚至使工农大众沦为贫困无权的社会底层。这导致社会公仆与社会主人易位。个人或少数人当家作主的制度,就是封建家长制。官僚特权阶层当家作主了,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异化为封建社会主义社会了。

这里必须指出,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国家,因为革命由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以后建立的政权,不可避免地会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这是革命的需要。但这应当视为革命的临时政权。因为党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政权与上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权并不是一回事。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完成一个从革命临时政权向上述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转变过程。即共产党必须打破封建皇帝“打天下坐天下”的旧观念,把政权交给人民。不完成这个转变,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革命就会走向邪路。斯、毛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只讲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发展生产力、消灭三大差别等,而不讲政权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理论缺欠。

还必须指出,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里,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辩证统一的,即一切国家大事由人民通过其各级代表大会或全民投票自己做出决定,而党通过经社会普选进入人大和政府的党员参与国家决策以实现对国家的思想政治领导。两者相辅相成。党不可以代替人民对国家大事做出决定,人民不可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无产阶级作为掘墓人,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过程,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共产党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所以,在政权普选之前,宪法必须明确规定,代表人民意志的人大要由各党派、社会组织和独立参选人平等竞选组成,而执行人民意志、实行行政管理的政府,其领导成员必须起码80%要普选共产党员组成。这是保障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需要,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也是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平稳过渡到人民执政的社会主义政权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意是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实行政权普选忽略了以宪法保障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从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导致亡党亡国,教训十分深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不能仅仅体现在政权上,还必许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即人民必许牢牢把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它体现在: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应是劳动者联合劳动、共同占有制,因此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级管理者必须由劳动者普选产生,授权,监督,撤换和罢免,从而明确摆正主人和公仆的位置。二是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承认“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在公有制的全国范围内为每个劳动者实行平等的产权利息分红,使每个劳动者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那样得到产权利息,从而明确产权归属。三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活消费品的分配必须贯彻等价交换原则,实行真正的按劳取酬,把产品投入市场,使每个承包公有制生产资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及其每个劳动者,在上交产权利息以后,真正做到多劳多得。这样的公有制生产资料真正属劳动者所有,既能调动主人翁积极性,又能刺激多劳多得的积极性,故能保障劳动效率,是最先进的经济制度。

但是斯、毛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所谓的集体农庄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由国家和实际由国家任命的官员掌握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部权力,取消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管理者的授权,也就从管理上虚化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它不承认公有制内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没有产权利息分红,也就从利益获得方式上否定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允许产品投入市场,而搞国家统购统销、按劳分配,实际也就以国家控制的大锅饭,代替了劳动者自主贯彻等价交换原则的按劳取酬。这样的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名为公有,实际是官有制,已经失去了劳动者共同占有的性质,把劳动者重新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或者农奴。这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篡改和背离。应当指出,在生产资料官有制下,由于没有产权利息分红,实际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脱离市场经济、由行政部门掌控的所谓按劳分配又有平均主义或不公正现象,很难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由国家任命的管理者往往缺乏专业化,又不能充分与职工共命运,管理水平往往也不高,缺乏资本家那种管理企业的积极性和能力。因此,生产效率和效益往往很低,没有真正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先进性,甚至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落后一些。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还必许体现在思想政治后领域,即在思想政治领域正确实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方面充分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一方面对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内外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要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就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既包括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也包括以承认和尊重共同人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普世价值观,在人民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它,创造以政权普选、人民民主、言论出版自由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精神文明,以及以社会主义宪政为核心的法制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人民政权、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保障。

但是斯、毛式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篡改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在斯、毛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由于人民政权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蜕变成了官有制,进而在思想政治领域实行“报禁”、“党禁”,就如斯大林那样对不同政见的党的领导干部、军队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大屠杀、放逐,就如毛泽东那样在不承认共同人性、只承认阶级性,只把人当作阶级斗争工具和阶级斗争对象,不把人当“人”,进而完全否定普世价值,强调“舆论一律”、“全面专政”的旗帜下,把矛头对准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大量无辜的公民,实行“反右”、“文革”,制造史无前例的大量政治冤案。这些都是镇压人民,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保护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工具,是对社会大多数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践踏,是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篡改和背离。

必须指出,在斯、毛式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政权、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篡改和背离,都是与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篡改和背离分不开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开,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它本质上必然是党内最大多数党员的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个人或少数人专制的制度。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只能在领导者的指导下,由广大党员和人民民主通过的宪法、法律、决议、决定等形成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命令、统一步伐的集中,而不能由所谓领导者的“集中正确意见”——即通过领导者的头脑形成集中。由于毛泽东主张由领导者的“集中正确意见”形成集中,就使党、国家和社会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个人或少数人专制的制度。进而由于“党领导一切”,由于党不经社会普选就成为政权核心,由于党对人大和政府发号施令,由于党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关于组织制度的观点改造世界,就造成了在党、政、社会、企业各方面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落实,处处“一把手说了算”,社会各方面的民主观念不能牢固形成,封建社会的专制观念却大行其道。所以,要落实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在政权、经济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当家作主,必须从改革民主集中制度抓起,从落实党内的民主制度抓起。

就是主要在以上三个方面,我找到了建设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特征,同时揭示了斯、毛式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弊病,及其封建社主义社会的本质。实际上,从斯、毛逐步篡改和背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起,就使党开始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使党和社会主义逐步变质,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中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腐败变质的既得利益阶层,并被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把党和社会主义埋葬。苏联的亡党亡国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需要汲取前车之鉴,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立即对斯、毛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3)初步认识到了对斯毛、式社会主体制进行改革方向和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即以转变党的领导方式为核心(把党垄断一切权力、财富和真理的领导方式,转变为通党过经普选进入人大和政府的党员参与国家决策,对国家实行思想政治领导的方式),通过实行对国家各级政权的社会普选,实现各级政权的真正人民当家作主(人大真正代表人民,并成为决定一切国家大事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领导成员主要由人民普选产生的共产党员组成,作为贯彻人大决定的行政管理机关);同时,深化经济领域改革,把生产资料官有制改革为承认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公有制;深化思想政治领域改革,修改宪法,实行社会主义宪政,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等各项自由,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社会最大多数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保障。只要落实了这些改革措施,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会在中国大地建成。

既然已经认识到斯、毛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篡改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为了回归马克思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显然,党和人民首要的任务是深入改革,把斯、毛式的封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为科学社主义体制。实现这样的改革是一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大调整,一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大调整,一场争取以工农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解放和福祉的重大政治斗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共产党的要求,是以工农、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在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背景上,必然会遇到严重的思想政治阻力,必然会遭到官僚既得利益阶层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激烈反对。因为这种改革必然要消除官僚既得利益阶层的特权,所以他们就必然反对揭示斯、毛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篡改和背离”,反对改革斯、毛式封建社会主义体制,并会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幌子,抨击说这样改革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坚持和要求的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而国内外资产阶级则从另一个极端对这种高举马克主义旗帜的改革予以反对,说这是抱着已经死亡的马克思主义不放,是企图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实际上,他们要求的是通过多党制、私有化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要改革成功,没有坚定的马克主义信仰,没有全党统一认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动员和积极参加,没有巨大的革命胆量和气魄,是不可能的。

 

    三、我的希望

对个人总结的上述理论贡献,我是有充分信心的。因为它不仅是我个人多年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结果,是深入研究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结果,而且其中基本观点经过在网上发表和辩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真理。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来发表的一些精辟言论,给了我巨大支持和鼓舞。比如习总书记说的:

“我们是个马克思政党。这是第一标准。马克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如果放弃了马克思,我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如果我们放弃了马克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就都成了虚假的。”

“要知道,我们一直声称我们是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今天就不能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政党,也不能说是邓小平改革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这些高屋建瓴、切中要害、一针见血、深刻透辟的论断,像明灯一样升起在我的心坎,使我心中涌出暖流,血液奔腾激荡。它激励我义无反顾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地揭示和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篡改和背离,深入探寻如何通过改革,把斯、毛式的封建社会主义体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体制,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的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进行到底。

它也使我进一步坚信,我对当前甚嚣尘上存在于社会上的两种极端思想的批判,并力图粉碎它们使我国离开社会主义革命轨道的图谋,是非常正确的。

一种是反对改革的“左”的极端保守思想。它打着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旗号,顽固维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封建社会主义体制,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继承、改造和发展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资本主义文明,一概拒绝和摒弃之,反对社会主义宪政,反对开放报禁和党禁,反对深化改革。我通过揭示斯、毛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篡改和背离,揭穿了它违反马克思主义,恢复封建专制思想,维护官僚特权阶层既得利益,搞假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种是主张改旗易帜的右极端思想。它借苏、东崩溃和中国的反右、大饥饿、文革,否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否定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共产党,鼓吹多党制、私有化,鼓吹资本主义宪政,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通过揭示斯、毛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篡改和背离,揭穿了它借苏、东崩溃和中国的反右、大饥饿、文革,否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把斯、毛的过错张冠李戴到马克思的头上,混淆是非,颠倒和白,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

我的理论贡献是对它们的从根本上驳倒,并给其主张者一个提示:是反省自己,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的时候了!

当然,自称理论贡献,毕竟还只是未经实践检验的个人认识。其中不免会有偏见和漏洞。这就等待党和人民来指正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一点点理论研究成果,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由于与以上两种极端思想鲜明对立,从而在鱼龙混杂、迷雾重重的思想理论界独树一帜地点亮了马克思主义的明灯,因而对我国的深化改革,对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变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民的解放和福祉,是绝对必要和重要的。

因此,我希望这两本书推出的这一点点理论成果,能得到党和人民的指教,能得到党和人民的理解,能付诸我国改革实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贡献。

 

                  寻花问路  20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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