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病症是什么
2016-06-07 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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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病症是什么

                   

说起来可惨亦可笑:举世皆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病症是什么?从而改什么?怎么改?时至今日,尚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好比一团乱麻。其中最主要的,一是说党和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与市场经济不适应,或曰不够民主化,应该先党内、后党外,慢慢改革;二是说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行了,要引进西方多党制和私有制。这些说法对吗?自然都不对。前者没抓住要害,是要以描眉打脸代替真正的改革,必然维护原有的政治体制不变,使它烂下去,维护苏联那样的官僚特权阶层腐败统治。后者是从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资本主义道路。总之都会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悲剧。这两者都远远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以工、农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想法。

那么实事求是地看,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病症究竟是什么呢?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名不副实,它被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所代替了。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共同政治目标,就是建立人民政权,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我国的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些目标和制度的规定都是非常辉煌和深受人民拥护的。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实并非这样的。这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八零年《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国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是封建“家长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这些家长式人物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这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成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而是建成了一个个人或少数人专制的封建家长制的政权。

这种封建家长制政治体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以我们的思想观念、理论、党章、宪法、法律、制度上存在的一系列错误作为依据和土壤的,因而根深蒂固,日益发展,像顽固的堡垒一样难于攻破。

思想观念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高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建设政权时,却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都有论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其国家和公务员必须是社会公仆,人民是社会主人。只有国家及公务员是社会公仆,这个国家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否则,国家公务员就变成了人民的老爷、人民的统治者和剥削者,这个国家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蜕变为剥削阶级统治的旧的国家了。然而什么是社会公仆,什么是人民的老爷,马克思主义是有两个具体而明确的衡量标准的。这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各级领导者必须由国民普选产生,并且可以由选民随时撤换和罢免;二是国家公务员不能高于社会职工平均工资,并且此外不能凭权力从国库、公司、社会等各方面捞取任何油水。做到这两条,就是社会公仆,违反了任何一条就变成人民的老爷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很清楚这两条标准的,但是他们没有实行。“打天下者坐天下”、“有功者享受权力”、“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官本位”……他们作为夺权的胜利者,向这种传统封建观念,向人性的弱点投降了。在他们主导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党的领导”不经普选就成了永久不变的最高政权职能;抛弃公民普选,堵死了人民凭借行使普选、撤换和罢免权成为国家主人的渠道;干部由个人或少数人任命,使少数掌权者成了国家主人;抛弃只拿社会职工平均工资,使干部享受了种种特权和既得利益,特别是利用权钱交易大发横财,从而是腐败丛生。

这理论错误是:毛主席在1961年七千人大会上解释民主集中制说,民主就是让大家讲话,集中就是领导者“集中正确意见”,来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样,他否定了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把它降低为只是允许民众说话;他否定了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是民主投票作出决定、决议,而把集中——实行专制,说成是“集中正确意见”的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的事。从而,他把本质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扭曲成了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制度。

这党章的错误是:我党党章的民主集中制四原则一直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里缺少对党员的主体性和党内由全体党员当家作主的规定。这里四个“服从”中的三个实质上都是要求服从领导者,因为领导者总是以组织、上级、中央的面目出现的;只有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还经常被像一篇《人民日报》文章所做的那样,把它解释为“服从组织、上级和中央,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组织、上级、中央是‘集中正确意见的’,而集中正确意见就代表了大多数。”于是,四个服从就变成了一个“服从领导者”。另外,四条原则还缺少了一条:“党中央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这一条,而把“全党服从中央”当做最高条款,显然是不民主的。这样的四原则就必然造成层层领导专制、“一把手说了算”。

宪法的错误是:我国七五宪法只规定全国人大在党的领导之下,没有规定党必须服从人大通过的宪法、法律和决议。这就把党权置于人民的权力之上,否定了宪法自身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规定。八二宪法依然强调党领导人大,虽然同时规定了各政党必须遵守人大通过的宪法和法律,但党政权力违背了宪法怎么办?宪法没有规定追究条款,没有规定诸如建立宪法法院和人民、媒体可以随时公开批评党和政府的条款,因而所谓“各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只是一句空话。再加上思想和言论上对党的批评往往被视为犯罪,就造成了党权高于民权,人民不能当家作主。

法律的错误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法规定企业以厂长{经理}为中心,企业一切大事实际由厂长(经理)一个人说了算,完全否定了企业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力,让“一把手说了算”合法化,公开化。

制度的错误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权机构应当由人民普选产生,但党组织不经普选就永久不变地成了政权的核心和最高司令部,党对人大、政府、军队发号施令,高高在上,又包揽了包括人大在内的所有党政企领导干部候选人的提名权,党的领导往往又兼任人大、行政领导,从而使各级人大无法真正行使选举、任命、监督和罢免行政领导干部的权力,人大的权力从而虚化成了只是举举手、走走过程的橡皮图章。这直接造成了党政权力膨胀,人民的权力弱化,人民不能当家作主。

以上各方面因素造成了一党专制,而党政权力又集中在了各级领导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实际无权。这种政治体制实为封建家长制,所谓人民政权有名无实。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一党专制的弊病主要不在没有其他政党竞选执政,而在于党内少数人包揽一切权力,代替了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我国斯大林、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

我国解放后几十年来,正是这种政治体制,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历史上几次政治和经济浩劫,都是由此造成的。重大的“反右”政治冤案,正是因为权力掌握在党政少数人手里,他们可以任意给人定罪,而广大党员、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却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也没有造成的。公社化的三年内由农业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快速“穷过渡”,特别是实行“政社合一”,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被剥夺,变成了“官有制”,也是由党政少数人专制,对下级和人民群众实行政治高压、强迫命令所致的。庐山上的反右倾、十年“文革”,更是由个人崇拜、一切以“最高指示”为准则、对党内分歧没有起码的民主制度来解决、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矛头实际指向了广大干部和人民、人民不但没有当家作主而且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言论出版的自由造成的。党的八大本来已经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为发展生产力和文化的决议,而后来毛主席凭他的一句话——“那个决议不对,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就把它否定了。于是全党全国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残酷斗争。这种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是一切政治灾难的根源。

这才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病症之所在,才是需要改革的内容呢!

                      20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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